1. 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选题理由
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显示了我国在全面依法治国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党运用法治方式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显著增强。但是在政府的基层治理中仍然出现了问题，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接点”，基层政府深陷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和由下而上的社会压力所建构的压力网络中，其权力运作实践往往会突破现有的制度安排，借助私人网络、人情关系和政治权威完成正式治理无法完成的任务。事实上，基层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国家权力的向上收缩、政府由“管理”向“治理”的逐渐转变为基层政府非正式治理技术的运作留下了一定空间。
尽管这种非正式治理技术缺乏充足的合法性，但具有治理的有效性。基层非正式运作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如何调适正式治理与非正式治理的关系，使非正式治理成为国家制度化治理方式的有益补充是目前面临的一大问题。因此，本文旨在探索非正式治理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现状，并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来探寻非正式治理技术的制度化途径，以促进和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一）研究内容
本课题主要研究政府在基层治理中非正式治理技术的使用情况，对非正式治理技术进行分类，并在国家不断推进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通过对使用不同非正式治理技术的具体案例进一步剖析，深入探寻非正式治理技术的制度化路径。同时通过阅读文献、书籍等方式分析得出适合基层现实情况下的非正式治理技术的制度化路径，为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添砖加瓦”。
（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基层政府非正式治理存在的原因
结构主义者多从治理结构审思非正式治理产生原因，认为非正式治理源于压力型体制的目标设置和激励强度与乡镇的现实条件和实际能力不相匹配，行政任务通过纵向府际关系“层层加码”传导到基层政府，下级政府在资源限制下不得不发展出针对上级检查的各种策略行为。同时上级党委掌握着基层政府的人事控制权，为了“赶超式”完成上级政府发包的重要任务，基层政府或围绕中心任务展开运动式治理，或积极围绕治理“创新”开展“锦标赛”以寻求“印象政绩”考核中的优势地位。
能动主义者则强调基层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和个体理性，自上而下层层发包的行政任务和政策目标可能偏离地方利益诉求，基层官僚不得不重新建构政策话语来平衡地方性知识与刚性任务目标。由于基层官僚熟悉基层政府运作规则，洞悉维护体制的奥秘，往往能够在压力网络中有效寻找到“弹性”空间，确保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同步实现。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一）总体安排
1.准备阶段
查阅文献——设计研究思路——确定论文题目——撰写开题报告
5. 参考文献
[1]王敬尧,郑鹏.基层政府非正式治理技术的类型学分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58(01):89-101 161.
[2]梁平.基层非正式治理的法治化路径[J].法学杂志,2019,40(10):73-79.DOI:10.16092/j.cnki.1001-618x.2019.10.008.
[3]Xi Chen，“Origins of Informal Coercion in China，”Politics ＆ Society，45，2017，pp．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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