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企业投资业务内部控制缺陷识别与应对——以乐视网财务造假为例开题报告

企业投资业务内部控制的相关研究大多基于企业整体层面，对于具体业务层面的内部控制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偏理论。例如，眭水炳和何有世（2015）基于投资风险来源和形成过程对投资风险决策的制定以及风险应对的措施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内外部风险管理和控制的对策以及实现方式。赵雪（2013）对投资业务内部流程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基于此提出内部控制主要的手段即为对外投资。Orndorff（2007）认为风险管理在投资业务内部控制中的作用应该加强，风险管理是对投资质量的有力保障。企业运用风险控制、跟踪-程序等控制方法规避投资风险将投资项目风险降到最低，提高投资收益。

对于企业内部控制与投资业务，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张继勋和何亚南(2014)经过深入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内控披露机制是否完善对投资者投资可能以及重大错报风险感知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树成琳（2016）发现，公司信息不对称会一定程度抑制内部控制作用，减少信息不对称，可以抑制以权谋私的行为。王苑琢等（2019）调查研究发现投资活动资金效率明显低于经营活动且高杠杆类上市公司资金管理水平有待加强。张超和刘星（2015）研究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与企业投资效率在时序上的关系，发现上市公司在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前一期存在过度投资行为，而披露后一期的过度投资倾向有所减弱；对于审计监督较弱、披露充分性较低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对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均产生了显著影响。李万福等（2012）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财务困境具有显著而重要的影响，存在重大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更可能陷入财务困境；存在重大内部控制缺陷越多的公司，其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大，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在现实中确实能有效规避财务困境。周中胜等(2017)实证发现良好的内部控制有利于公司高管更好地把握机会，增加投资支出与机会的敏感性，提高投资效率，减少非效率投资，尤其是过度投资。方红星和金玉娜(2013)在分析非效率投资的内在形成机理、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在抑制非效率投资方面存在显著的分工，其中内部控制可有效抑制操作性非效率投资。张横峰（2015）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治理越健全，内部控制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越强。刘焱（2014）将研究对象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类，从企业的生命周期视角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成长期国有企业、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有显著抑制作用，而仅对成熟期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显著抑制。李万福等(2011)实证发现低内部控制质量加剧公司非效率投资，内控缺陷越多。

企业往往通过多样化经营保持竞争优势（Statsenko and Zubielqui，2020），且企业多元化战略随竞争强度不断调整（Ljubownikow and Ang，2020），同时，企业为应对外部资本市场的紧缩往往使经营范围多样化（Matvos et al.，2018），且企业产品多元化可以减轻意外经济中断的不利影响，并使多元化的公司比同类归核化的公司更有效地进行投资（Aivazian et al.，2019），因此，多元化经营在我国已成为普遍现象，多元化战略已成为企业极其重要的战略选择。现有关于多元化经营的研究可以分为多元化经营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和多元化经营的经济后果研究两大类。

多元化经营决策影响因素方面。一方面，关于制度环境，由于企业在实施多元化过程中更加强调政府政策和制度环境等的作用（贾良定等，2005），因此一些学者关注环境因素与多元化经营之间的关系，如Siraj etal.（2020）发现随着消费者对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如，产品需求敏感性）提高，产业多元化存在显著溢价；杨兴全等（2018）对产业政策到底促进了扶持企业还是非扶持企业更趋多元化经营进行了研究，发现相对于受扶持企业，非扶持企业更趋多元化经营，且其通过多元化经营更多地涉入了产业政策所扶持的行业；林钟高等（2015）研究发现，企业多元化经营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另一方面，关于企业内部因素，王垒等（2018）发现对于创业企业而言，家族持股比例越高越倾向于产品多元化战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越倾向于国际化战略；游家兴与邹雨菲（2014）发现企业家社会资本对公司多元化经营战略有积极推动作用；郑建明等（2014）发现非国有企业相比于国有企业而言，拥有的政治关联更容易促进企业实施多元化行为；Andreou et al.（2019）发现过度自信的CEO表现出对多元化投资的偏好，且CEO过度自信的多元化公司会经历价值损失。

多元化经营经济后果方面，多元化经营对企业价值或经营绩效的影响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一个研究方向，形成了“多元化折价”与“多元化溢价”两类结论迥异的观点。一方面，关于“多元化折价”，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运行效率不高、代理问题及其产生的信息不对称、经济外部性都会导致多元化经营对企业价值或经营绩效产生负面影响（Borah，2018；陈姝和简宇寅，2016），且降低股东财富（Andreou et al.，2016）；另一方面，关于“多元化溢价”，多元化经营有利于公司获得“联合企业势力”，从而提高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也有利于进入盈利能力更高的新领域，还可能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提升企业价值或经营绩效（Villalonga，2004）；第三，有学者发现企业多元化经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不一定呈现绝对的“折价”或“溢价”，需分情况讨论。如，Xiao and Xu（2019）通过分位数回归发现多元化在较低的分位数上对企业价值有正向影响，表明多元化对分布低端的企业来说是增值的，但多元化对公司的高收益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邓新明（2011）通过研究发现，对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而言，多元化与公司业绩呈“倒U”型关系；而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其多元化与公司业绩呈“逆L型”关系。并且，多元化更可能在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实施，尤其是非相关多元化。